我们初读《狂人日记》可能觉得不过如此，但也隐约感到其中暗藏玄机。于是再读，越读越觉得意味无穷，这是因为它包含了多重的象征意蕴。
谈到《狂人日记》的写作缘起时，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：
“偶阅《通鉴》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，因成此篇，此种发见，关系亦甚大，而知者尚寥寥也。”
其实不读《通鉴》，在其他正史乃至一些野史、笔记中也很容易找到“吃人”的记载。
然而，鲁迅为什么说“此种发见，关系亦甚大，而知者尚寥寥”呢？
这是因为他发现的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，也是医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，更是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。
生物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，即发乎生物本能的“吃人”，借用鲁迅的说法，就是“以人为粮”，这或是由于饥荒(比如“易子而食”)；或是出于报复(比如徐锡麟心肝被炒食)；甚或仅仅是为了满足饕餮之欲(比如齐桓公感叹“惟蒸婴儿之未尝”)。
虽然中国历史所载的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骇人听闻，但此等事情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皆曾有之。
即便是已经文明开化的社会也恐怕并不例外，中国的案例并非特例，未必值得鲁迅拿来当作“关系甚大”的惊人发现予以揭露。
而医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则令人无法等闲视之，因为它赋予了“吃人”以药理上的合法性。
恕我孤陋寡闻，不知道世界上其他民族医学中可曾有以人为“药”的传统；但我们知道这无疑是中医的传统之一，而且源远流长，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，这一传统也并未完全断绝。
比如，“紫河车”一药，其实就是人类胎盘，用于炮制所谓“大造丸”、“生血丸”、“安坤赞育丸”、“补肾固齿丸”之类。
“割股疗亲”源于医学上的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，但罩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“孝”的面纱，使“吃人”的人“吃”得心安理得，使自愿被“吃”的人也有一种“献祭”般的崇高感。
这种愚孝连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未能幸免，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：
“那时(母亲)年少单纯，见父亲重病缠身，久治不愈，想起书中读过的‘二十四孝’中有一孝，叫‘割股疗亲’……我母亲便如法炮制。硬是将臂上一块肉割下来熬成汤药。让她父亲喝了。”
如果说以“孝”的名义“吃人”，其影响可能只局限于家庭之内，那么以“忠”的名义“吃人”，其影响便可能及于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。
在“易牙蒸子”事件中，易牙以牺牲幼子为代价，向齐桓公表忠心，由此而得势，后与竖刁、开方联手发动政变，齐国也随之陷入动荡。
在“安史之乱”中，张巡、许远为坚守睢阳城，不惜“以人为粮”，二三万妇孺老弱因此而命丧于自家人的口腹之中，其恶劣影响及于今日。
在唐肃宗至德元年的睢阳城里，在城池将陷之际，一群强壮的男性却将本该受到他们保护的二三万老弱妇孺杀而食之，然而带头“吃人”的两位统帅不仅没有受到指责，反而被视为“忠义”之士载入史册，受万人景仰。
面对“所食人口二三万”的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，史家居然只是轻巧地写上了一笔：人心终不离变。
而韩愈在睢阳城破半世纪之后，唯恐他们的事迹湮没无闻，特为写了一篇《张中丞传后叙》来表彰其功绩：“守一城，捍天下，以千百就尽之卒，战百万日滋之师，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势，天下之不亡，其谁之功也！”
文天祥，更是将张巡等人为榜样，在《正气歌》中写下了“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”这样铿锵的诗句，视之为“正气”的化身。
而葬于张巡们口腹之中的那二三万冤魂，却几乎无人提起，这其中又潜藏着怎样冷血的封建礼教的文化逻辑？
而比以上伦理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，更具有普遍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。
在《狂人日记》里，我们从“割股疗亲”这样的事件可以看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奴役关系。此外，小说还谈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奴役：
“他们—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……”。
这其实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“吃人”。
在鲁迅看来，这种“吃”与“被吃”的关系，可以推广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：
有贵贱，有大小，有上下，自己被人凌虐，但也可以凌虐别人，自己被人吃，但也可以吃别人，一级一级的制驭着，不能动弹……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鲁迅下结论说：
所谓“中国文明”，其实“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”。
而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，其实只有两个时代：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
时至今日，这篇小说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穿透力，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。
